好萊塢的敘事盲點：為何個人英雄主義無法解決現實困境

當代全球危機的根源在於體制崩壞，但好萊塢卻持續用個人英雄主義的陳腔濫調餵養觀眾。想像一部以西洋棋為題材的電影：劇本肯定會塑造某個小兵成為主角，讓這個出身卑微的角色一步步過關斬將，最終擊敗國王。這種情節對略懂棋藝的人來說簡直荒謬至極——現實中，單靠一枚棋子取勝根本是天方夜譚，就連棋王馬格努斯·卡爾森也辦不到。真正的棋局勝負取決於全盤策略，就像現實世界從來不存在什麼「唯一主角」。

這種「棋子擬人化」的敘事方式，正是好萊塢最擅長的心理學敘事法（psychological storytelling）的縮影。從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，再到現代編劇亞倫·索金，這類故事總圍繞著鮮明的主角發展：觀眾容易代入的英雄、令人痛恨的反派，以及黑白分明的道德教條——「別背叛好友」、「別弒君」，或是「別弒君後還娶母為妻」。

問題在於，當今最棘手的氣候變遷、疫情肆虐、資源短缺等危機，根源都不是壞人作惡，而是體制失靈。但心理學敘事的氾濫，讓我們誤以為換掉某個CEO就能改革產業，或期待某個億萬富翁獨力整頓政府。這種思維模式根本無法應對現代社會的複雜性。

幸好還有另一種敘事可能：《飢餓遊戲》系列表面是少女凱妮絲的逆襲史，實則揭露了更深刻的社會運作邏輯。凱妮絲確實點燃革命火苗，但這場反抗早在她登場前就已醞釀。片中關鍵轉折往往與她的個人意志無關：是扭曲的官僚體制逼她參賽，無名的產業工人發動抗爭將她推上革命神壇，就連最終處決大反派總統史諾時，動手的也不是她，而是群情激憤的群眾。

這種敘事屬於社會學敘事（sociological storytelling），重點不在個人特質，而是體制如何形塑行為。凱妮絲若生在都城，很可能會邊吃爆米花邊欣賞殺戮遊戲。角色善惡取決於所處的社會位置，就像棋子的行動永遠受限於棋盤規則。儘管凱妮絲與同伴比德贏得比賽，遊戲體制依然存在；當整個暴政體系最終崩塌時，多數角色早已付出慘痛代價——系統命運與個人命運就此脫鉤。

好萊塢高層慣用「簡單」與「複雜」來分類劇本，而非「心理學」與「社會學」。《大賣空》（2015）是少數成功的例外，這部金融危機題材電影沒有英雄，只有一群按體制規則行事的華爾街操盤手。他們做空房市不是因為冷血，而是受僱主的信託責任所驅使。當金融體系崩潰時，所有人只能束手旁觀——這種反好萊塢的敘事，反而更真實呈現了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。

優秀的故事不必非黑即白。《鐵達尼號》（1997）既刻劃愛情悲劇，也暗喻人類傲慢導致的災難。但在當今碎片化的媒體環境中，敘事天平嚴重傾向個人主義，忽視了我們共同面對的體制困境。要真正改善世界，我們需要更多能反映現代社會複雜性的敘事——畢竟，解決棋局困境的關鍵，永遠在於看清整個棋盤的佈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