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位科技發展太快，安全研究根本追不上！學者呼籲改革現狀

最新一期《科學》期刊刊登的報告指出，數位科技的發展速度已遠遠超越安全研究的步調，形成一個「失敗的迴圈」。劍橋大學的艾米·奧本博士與康乃爾大學的J·內森·馬蒂亞斯博士警告，科技巨頭將產品推給數十億使用者的速度，讓試圖評估其影響的科學體系不堪負荷。

兩位學者批評，大型科技公司實際上將產品安全研究「外包」給大學和慈善機構的獨立科學家，這些研究者僅能獲得極有限的資源。更糟的是，企業還經常阻撓研究者取得關鍵資料——這與其他產業主要「內部」進行安全測試的做法形成強烈對比。

奧本與馬蒂亞斯呼籲徹底改革科技影響的「證據生產」體系，範圍從心理健康到歧視問題都應納入。他們建議加速研究流程，讓政策幹預與安全設計能與初步證據收集同步進行，並建立由公眾回報的科技危害登記系統。

「科技巨頭越來越覺得自己能逍遙法外，而公眾對他們重視安全的信任正在消退，」奧本博士表示。「政策制定者和民眾轉向獨立科學家尋求科技安全的仲裁，但我們卻被要求用有限的資源和工具來監督這個億萬產業。」

報告指出，科技公司常採取「先推出、後除錯」的策略，例如在完成基本安全測試前就將生成式AI產品推給數百萬使用者。當研究者試圖理解新科技的潛在危害時，傳統科學方法已跟不上科技變化的速度，有時甚至變得「毫無用處」。

馬蒂亞斯博士指出：「科技產品每天都在變化，還能針對個人調整。就連公司員工都可能無法完全掌握產品狀況，等科學研究完成時往往已經過時。」他警告，當科學扮演政策幹預的守門員時，對科學不足的質疑反而可能延誤安全措施。

研究者描述當前的「惡性迴圈」：科技公司不願投入足夠資源進行安全研究，將負擔轉嫁給缺乏資料和資金的獨立科學家。這導致高品質因果證據無法及時產出，削弱政府監管能力，進而使企業更不願投資安全研究。

為打破這個迴圈，學者建議借鏡環境毒理學等領域的做法，建立科技危害事件通報系統，讓公眾能分享親身經歷的傷害案例。「當證據根本沒被收集時，要求人們不要相信自己的親身經歷毫無意義，」馬蒂亞斯強調。

報告還提出「最低可行證據」系統，由受影響社群、公眾或「科學法庭」組成的專家小組，快速設定證明科技危害所需的證據門檻。若企業阻撓研究或缺乏透明度，啟動幹預測試所需的證據量就可降低。

奧本博士總結：「現有的科學方法和資源根本跟不上數位科技的發展速度。在AI時代讓社會暴露於未受控的科技風險前，我們必須承認系統失敗並共同打造更好的機制。」馬蒂亞斯補充：「當新科技影響的研究太慢時，輸家是全社會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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